，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

    咸丰皇帝此时冷静一想，后悔了，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一直拖到1858年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两国不愿意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

    咸丰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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