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天下糜烂，我们岂能安坐而事礼让?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不是信口开河，1860年的清廷，内忧外患都很严重。

    1860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早在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俄国、美国公使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却索要诸多好处。

    咸丰皇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

    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

    这时咸丰皇帝才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了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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