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可是“委派专员”的意思，并非是后世那种“委员”。

    时不凡用这种委员会制，其实也就是避免了大事时候没有人做主，可是也都可以尽可能的分割地方官员的权力，保证了中央集权。如果说宰相的委员制是为了维护皇帝权力，而这个地方的议事制其实也是维护中央的权力。这样中央做出了决策，地方官员无法通过某一个县令绝对的权威反过来要挟上级了。

    领袖制最大的缺点也就是害怕用人失败，一旦用人失败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古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任何君王都是采用了“用人要疑”的思维。光是宰相制度，从汉朝时期的领袖制，到三公九卿制，后来的三省六部制，明朝的内阁制，这个无不是君王在分割宰相权力，对于宰相既要用，可是也在担心。

    时不凡这个通过分割地方权力，也都是符合中央的一贯思想的，通过分割地方官员的权力，维护中央的权威，对于中央官府是有帮助的。所以房玄龄，杜如晦他们这些人哪怕是出身于士族，可是并不排斥这个分割地方官员权力的做法。

    尤其是士族从政路线往往绝大部分不会经历县一级官员，县一级官员往往是在当地附近选拔，这样很容易在当地形成势力。士族掌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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