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湖南，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抛售田地，家产急剧缩水。
    在明代末期，地主用“田骨”和“田皮”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在一般情况下，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田皮”上，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
    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也跟着大受损失，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
    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让刘承胤、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就食”，也就是自己想办法。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强取豪夺，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
    时人记载：“何腾蛟既奉便宜之命，骤加派义饷，兼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赀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饷，朝宣、先璧、承胤皆效之。湖南民展转蔓延，死亡过半。”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老百姓对官府不满，士绅地主也对官府不满，各地盗贼丛生，土匪横行，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大明官府在百姓中已经失去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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