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仅仅因为私占田亩，就一概抄家斩头，量刑未免过重了一些，诚然乱世当用重典，但涉案人数过多时，法不责众，便不可一概而论了。
    国朝三百年，卫所制糜烂崩坏早已人所共知，两京一十三省私占军田者不可计数，如果不加区分一概判以抄家斩刑，必导致犯案的乡绅官员人人自危，甚至可能会因之而暗降虏寇，原先降虏者将更为死心塌地，不利于中兴大业，更不利于陛下收复河山。”
    朱由榔听后沉默不语，从吴贞毓的口气上看，他对陈邦彦此番行为也并不是很赞同，不过确没有那些言官极端，显然是秉公而谈，没什么私心在内，抛开儒家的仁道观念不谈，吴贞毓能洞察到陈邦彦的处置之法可能产生的危害，也让朱由榔颇为欣慰，知道不利之处，就有了善后补救的方向。
    朱由榔完全相信，以陈邦彦的睿智和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那么做的后果，之所以还那么做，一则可以通过抄家，快速筹集到足够的钱粮援济中枢财政，二则无非是杀鸡儆猴罢了，有了那些被砍了脑袋的士绅做警示，其他犯案的乡绅再交由皇帝适当的宽大处理，给予他们将功赎罪的机会，后面再整顿其他省份的卫所积弊就容易多了，说到底陈邦彦做恶人，就是为了让他做好人啊！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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