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捐钱的士绅，一定要尽快送去抵税券。”朱慈烺道：“另外，估计言官又有要乱说话的了，你连夜写一封奏疏给陛下，以我的名义解释我们发抵税券的用意在于鼓励士绅为善，同时也要说清楚，这些士绅本来就千方百计逃税漏税，一年都缴不到几两银子，如今让他们捐献出来，比正常收税要收得多。”

    “太子英明，聊胜于无，此无奈之举，权衡之策。”刘若愚替太子的行为做了个总结，顺便拍马屁。

    吴伟业虽然不以为然，但站在太子幕僚的角度上看来，也的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免了人家不少税，但这税原本也就收不上来，并不算吃亏。

    太祖高皇帝当年订商税为三十税一，也就是百分之三点三的营业税。这与后世相比，无疑是十分优惠的。而且为了防止酷吏敲剥，高皇帝还规定超额收税的地方官要受罚。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地方官只要收够了洪武年间的税额，就不肯再收税了。

    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商品经济的繁荣，洪武年间的税额早就成了毛毛雨。有背景的豪商大贾谁还缴税？税额最终都落在了那些小商人头上。

    “再写一封公函给户部，”朱慈烺继续道，“跟他们说，这笔银子算是疫税，我帮他们收了。等以后有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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