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

    崔大郎侃侃而谈道：“任何货物都有其特定产地，通有无，那就是商贾获利之源了。宋与契丹并立，当世双雄，为削弱对方，必互相禁榷，玳瑁、象牙、犀角、铜铁、**、皮毛、牛羊、马匹、粮食、布匹、药材……无所不禁。

    唐末乱世以来，我继嗣堂的生意便渐渐移向四方偏远之地，要想挪回来，改做其他行业，绝非一日之功，否则伤筋动骨，元气大失。禁榷令一下，不知多少靠我们吃饭的人都得砸了饭碗。而且，朝廷重士，对我们商贾必然也大为打压。”

    崔大郎的顾虑源自唐朝以来的政策，唐朝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十分卑下，朝廷律法严格规定，工商之士不得做官、工商之士不得与士族通婚，唐太宗就曾说：‘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商贾比庶民地位还低，庶人服黄，工商杂户不得服黄，且禁止工商乘马。商人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朝廷可以任意没收。如开元二十二年没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贯。建中三年，“刮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则加搒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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