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一些家务外也没什么过分的要求。
    但我对自由的渴望就像不断发酵的红酒，越来越浓。
    “爱德琳，快一些，我们约好了医生，要迟了。”
    我站在她门口催促，今天又是定期治疗的日子。
    门内无人回应。
    为了爱德琳的安全，我推门而入，但看见她只是坐在镜子前面发呆。
    她没有戴假发。
    我这才想起来，长期的化疗让她那一头美丽金发脱落在疾病的威胁下。
    “爱德琳？”
    她没有回应我，只是拿起桌上的一只金黄色的彩笔给镜子里的自己画上头发，她画得很仔细，最后还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粉红色发卡。
    我忽然有些不想催促她。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她突然问我。
    我很想说不会，因为我做梦都想离她远远的，去追逐我自己的自由和人生。
    “我不知道。”我说。
    她戴好假发，语气平静：“我知道你们都在骗我，我的病可能治不好，不然祖父也不可能答应我复制出你。”
    我顿时觉得心中五味杂陈，生死大事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嘴里说出并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
    我不知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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