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四类”，谁也没能逃过被批.斗跟校园游街的命运。
    亲眼目睹了这些场面的苏倾奕，自然是选择了闭嘴。他倒不是不敢替自己说话，只是现今这世道……真的没处讲理。
    有天睡前他跟贺远说话，难得表露了自己的不满：“我算看出来了，右.派这帽子只要你戴过一天就永远也摘不下去，就算是给你摘了，那也是攥在群众手里，只要你不老实不听话，随时都能再给你扣上。”
    “没事儿，你还有我呢，早晚能过去。”贺远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拿话安慰他。他们厂里虽然也开会贴大字报，但整体气氛比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学校还是要好了很多。
    这个时候，包括苏倾奕在内，他们谁都没有把形势想得太过严酷，都以为是组织上在二次“反.右”，大不了就是再被下放一回，只要有贺远在身边，苏倾奕觉得就算有一天还是逃不过去这一关，他也不是不能接受。
    可就在一个月之后，随着工作组的全面撤离，文.革.委开始接手学校工作，苏倾奕的苦日子也来了。八月上旬，学校贴出通知，勒令被定为“三类”、“四类”的人员按规定时间到学校报到，接受审查，甚至晚上也不准回家，统一关在“劳改队”交代问题。
    所谓的“劳改队”其实就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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