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推而广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也就是白南他们那个时代，中国也是在持续以一种特别的重商主义，在和平状况下疯狂地进行原始资本累积。当然，以重商主义形容未免不够公道，毕竟这种贸易顺差不是国家刻意主导下产生的，但也不能否认政策性的因素。主要原因在于整个经济体制，偏向于鼓励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这样看来，在十八世纪的大唐共和国，在经济理念上既是不同于清朝等传统封建国家的自给自足、较为封闭的小农经济低交换贸易理念，又不同于欧洲国家唯金银至上的重商主义，是一种相对超前的经济指导思想。

    暂时来讲，大唐的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不过根本上唐人不存在多卖少买的态度，而是多卖多买，一方面促进贸易的繁荣性，拉动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这里面自然有科技程度远胜这个时代的工业能力因素作用，因为这种贸易不管怎么做，似乎都是唐人占便宜。

    以工业制成品、加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以工农业原料为主要进口品，这是一个完美的贸易剪刀，也是后世发达国家用贸易占发展中国家便宜的主要方式。

    这一系列复杂的逻辑，不是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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