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日益尖锐的官民经济矛盾，最终将中国的工商业群体推向了主政党这一边。
    至于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在抗战胜利后接连发生的牢狱之灾，军警法庭的敲诈勒索，青帮流氓的不法横行，金融体制的混乱和没落……这一切，使他们逐渐对旧权党n政权失去了信任。
    上海解放以后，考虑到荣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力，陈毅和上海市政府对留在大陆的荣德生尤为关切，对年轻的“红色小开”荣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们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
    荣毅仁被视为新政府和工商界“桥梁”的民建上海市委的常委，荣婷婷也成为民建的委员。
    1952年，一把针对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
    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运动。也是一年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的继续。
    根据军管会的精神，上海民建分会会员被分成6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代违法事实。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特别的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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