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然而，真正能拿出可取的经济意见的，几乎是没有。倒是一个个孤家寡人客居在此，大半的银钱都挥霍在风月场，使得这个首善之区表面看起来烈烈轰轰的。可是我以为，如果财政部的经济总结，总是自欺欺人地把妓院上捐、烟毒泛滥的‘成就’混进来贴金，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实在是渺茫了。”
    孙阜堂听罢，冷笑道：“亚细亚的文章你居然也看，他家自上而下那许多的人，就差没在脑门上扎袁家军的头巾了。”接着，把念头一转，又迂回了一番，“既说起这个，我倒有句话。我虽然是学着洋人在办银行，但是我每回听到全盘欧化的言论，我心里就堵得慌。把阿片的交易也算在经济账上，这种不要脸的算法，是跟谁学的？依我说，要挑毛病，古今中外的毛病都很多。你不要一遇上古套就看不惯，今天到场的经理主任，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可一进银行大门，那还都是靠得住的。做人做事切记忍耐，还是把你的严苛藏一藏吧。”
    “娘舅认为我是理想主义，设若真是那样，我现在不可能待在北京。既然没有选择革命，那么袁世凯的话再难以入目，只要他还当一天总统，只要他还掌着大权，我就不得不去留意他的经济政策。”
    何舜清的反驳显然是有些负气的，但孙阜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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