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的课堂上，以一种所谓较为现代的观点解释忠孝仁义。现在我检讨自己，不该这么做。或者说，那是情况紧迫的权宜之计。社会思想，应该从扎根于社会基层的实践中生长出来，而不是我灌输给他们，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柿油党，《阿q正传》中的那种柿油党，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是被批判的那种精英革命者。”
    “但你又要用《天下大同》做教材。”
    “我说过，社会学的意义不是提供某种概念，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告诉你社会‘应该’是什么样，那他肯定是神学家冒充的，所以，高呼“君权神授”和高呼“人生来是自由的”，其实性质上是一样的。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人，只有在和社会的磨合中，被社会改造，成为某种特定社会的自由人，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
    “跑题了。”李颖修不耐烦的提醒他。
    “所以，《天下大同》作为科举指定教材，最重要的作用不是说我有多么正确和正义，而是提供了一个考核的标准，我们将在考卷上虚构一个社会，参加科举的人必须能够和这个虚构的社会相磨合，才能够为我们所用。”
    “那八股呢，不也一样。”
    “八股所构造的社会已经很陈旧了，这就是本质的区别。当然，我所构造的东西也会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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