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着他给家里打来的电话。电话铃一响，我的心就跟着收紧了，疑心是他打来的。可是每一次通电话都不是找我的，即便是晓白打来的，要找的人也是他母亲，而不是我。我被晾在一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我想不是自己疯了就是周围的人疯了。
    “接吻”的事，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晓白自从那件事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举动，见了我总是客客气气的，反而显得很陌生。有时他和我一起乘电梯下楼，两个人并不紧挨着站，而是一前一后地站着，好像陌生人一样。
    每天上班下班，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上去，打算有什么事过一阵子再说。我给平城的父母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我知道诉苦也没用，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
    母亲回信说，罕剧团目前在搞改革，父亲正在向有关部门大声呼吁拯救传统戏，过一阵子可能要上北京。母亲在信中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我回信说北京什么都不缺，就是天太冷，骑车上班冻耳朵。还有就是北京的楼很高，上上下下要坐电梯。总之，全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我说，我在北京生活得很快乐。
    （我在“很快乐”三个字下面加了强调符号。）
    第二节
    过春节那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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