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批工人里能力最强的一个，谁下岗也轮不到他。
    偏偏就轮到了他。
    他们宿舍开了七个，只留三个。一个厂长妹夫的侄子，一个市工商局科长的表弟，另一个据说给副厂长送了厚礼。
    李康仁的叔伯姑姨都不是厂长，表兄弟妹也不是科长，更没钱准备厚礼。
    之前跟他关系亲厚称兄道弟的车间主任也翻脸不认人。李康仁第一次体会到了社会不公，他一肚子火，却没胆去闹事，只能咬碎了牙，卷铺盖走人。
    重新找工作没那么容易。那几年农村人跟江水涨潮似的往城里涌，渗进城市大街小巷每一条毛细血管。
    效益好的厂子排队也进不去，不好的厂子大举裁人。城市人跟农村人一同抢饭碗，连建筑工地搬砖都要拿号码牌。搬砖抹水泥再累，也比种田挣钱啊。
    李康仁死活不想回农村，心一横，去砌墙挑土，可现实因素摆在面前——他十九了，得相姑娘了。
    村里媒人问起来，在城里工地搬砖不好听。何况他不想娶乡下女，还是城里女子好。
    住机床厂宿舍那会儿，他下铺的小陈谈了个城里女子，叫珍珍。
    珍珍这名儿就好听，捧在心尖尖的宝贝似的。不像他们村，花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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