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因为想家，还会每周打电话回来。习以为常之后，就连电话也不常打了，过年放了假才会回家住上几天。以至于此时，他们对女儿犯的事，怎么犯的，为什么而犯，以及自己眼下应该做些什么，根本无有概念。
    夫妇二人只是反复问着相似的问题，能不能见万燕一面？什么时候开庭？会判多久？就如病急乱投医的患者，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遇到神医，一出手便是药到病除。所幸唐宁好耐性，条理也始终明晰，知道他们对案情并不清楚，便按照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经历、既往表现等等了解着万燕的情况。
    待到会见结束，余白又把老万他们送去地铁站。夫妇俩坐到地铁终点，还要再赶末班的长途公交车方才能够回到海边的瓜田。与他们告别之后，她打电话给唐宁。回想方才的会见，她自觉事情全无头绪，最多只能从拘留通知书上知道万燕的涉嫌罪名，被拘留的时间、场所以及办案机关而已。
    唐宁倒是心态平和，告诉她这在刑事案件中极其常见。嫌疑人大多在里面关着，家属来找律师，很多行为他们也不知情。但虽然信息有限，所有的推测、回忆以及道听途说，对律师来说都是可能的线索。
    “毒品犯罪的辩护空间比较小，就算有律师介入，效果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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