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帝王时代，专制越来越更甚于以往。对做官的来说是“坎险且枕”，即“坎坷险恶随时就会来到身边”。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也从不去设计改造这条险恶之路。即不从制度上去设计改造这条诱人死亡的官道成为平坦无险的政治途径。那也许就没有了那些作福作威一显做官者与百姓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先秦，或是后封建社会；也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他们找到的是“道德自束”来规避那种风险与不幸。正是《周易》作者最早从个人品质上去修省作为规避官道上的风险的法宝。即从个人品德上的完善，而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即“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的这种道德的说教。以宣教自我内心的道德修养，来抵制外界强大的名利诱惑。也就形成了中国当官者双重人格的形成。所以才形成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口是心非者。口里说一套，而心里是另想一套；台面上讲一套，而台下是另做的一套。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官吏抵御世俗权利与财富的诱惑。道德治国论在专制权力面前从来就是苍白无力的，只是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把戏而已。只有主体平等了，才彰显道德的功能。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酒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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