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比方的话，此时的倭国租界就相当于清末的上海，在学院的指导下，民重君轻的思想开始在倭国蔓延，不少商人携带着书籍廉价卖到倭国的各个角落，因为姜德身边缺少全局性的谋士，时间又到了关键之年，便下令将其召回国内，而在日本，则派遣了金富轼前往坐镇。
    在幽禁数月后投靠姜德的金富轼，刚一出来就自主要求投入到了高丽的复建当中，在推行土改、商改、税改、吏改、工改、军改等一系列改革中，金富轼不但彻底学习了梁山的一系列政策，并且提出了新的建议，李资谦都不由的评价他乃将相之才，姜德得知后，便决定让他出镇倭国，一方面让倭国知道他姜德是唯才是举，不看出身和民族，另外一方面，也是防范金富轼和可能存在的复国志士串联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姜德还是很忌惮这个和苏轼一个字的高丽人的。
    “朝中有太宰郑居中，枢密院执政邓洵武等人均为反对。”
    站在下面的时迁回道。
    “太师呢？”姜德问道。
    “太师托病不出！”时迁回道。
    “太师是聪明人啊，他最清楚大宋的虚实，童贯带领的西军，在西北为了保家卫国，可以和西夏打的平分秋色，但在东北燕云之地，无论是天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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