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
    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
    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而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
    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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