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城中。要接引七八千人渡江，起码调动三十余艘战船，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不留下些痕迹，正该趁机追查到底。否则万一内应还混在城中，一旦交战，危害还不知有多大。”
    维摩心下还是迟疑，“你看该让谁去查？”又道，“万一动静大了，城中将领势必人人自危……”
    二郎时常觉着，维摩真的是很聪明——可是也许他就是太聪明了，边边角角的细节全都能思考到，所以一到该决断孰重孰轻时，他的思虑便如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一般拦在面前，令人举步维艰。
    其实在二郎看来，一件事可以有无数处置方法，有些方法甚至都无所谓优劣。只看你是否抓准了时机，是否雷厉风行，是否能把自己的“一意孤行”变成了所有人的“深信不疑”。维摩所欠缺的不是聪明，而恰恰正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令人奉行的决断力。
    二郎只能恨恼道，“这件事只有阿兄能查。此刻阿兄是三军统帅，一切尽在你的掌握。莫非连派人寻问这几天谁调动过船只渡江，阿兄都做不到吗？！”
    维摩能做到——可他素来以仁慈行世。一个心慈手软的统帅，在危急时刻也格外容易被人懈怠应对。
    何况在此叛军逼城的时刻，有许多远比调查军船去向更紧要的事。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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