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的危机，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更是令那些没有融会贯通理解天理的当政者不知所措，这些送回起来，就给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们可以在昏君的纵容下为所欲为。
    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昏君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凭一己私欲，挥霍民脂民膏，甚至将积聚的财富拱手送给敌人，更甚者杀死民族脊梁抗敌英雄。
    这个时候，宋代的那些所谓文学大家鸿儒泰斗却在那里赏花吟诗，不是执迷不悟，就是意志消沉，独善其身，岂不是在雕虫小技上抖机灵，在国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们的所有功效，不过譬如南唐后主，亡国之君连惨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几句亡国之音，猪狗般死去。
    因为窃夺别人国柄的赵匡胤心中将别人都当作假想敌，因为所有文人都甘当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场，故此设立了君权至上，君权之下不求效率，只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从最高的庙堂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方政权，都是内斗不止，成了党派都争的场所，正人君子没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横行官场。
    军政之外，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那些官员聚集之所，以至于形成了党派之争，从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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