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高利借贷，盘剥小民。
    正是这回的江南之行，让徐梁发现了另一个自己长久以来的误区。
    因为历史课本的教育，徐梁相信土地兼并以及地主将搜刮来的银两再次投入土地，这才是明朝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真的切入这个社会之后，他却发现土地兼并的问题只是国家财政受到损失，百姓其实是获利的——否则也就没人肯诡寄别人名下了。正是因为朝廷正税、赋役的压力比投名诡寄要重太多，才造成了这种非法兼并。
    真正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却是高利贷。
    明朝并没有专门的放贷机构，至于传说中的票号，那是顾炎武和傅山为了反清筹款才发明出来的商业模式。
    目前放贷多是声誉显著的大商户和大家族，他们将获取的利润投入贷款市场，以高息收回，本身没有进行生产工具的改造，对生产力没有推动，同时又剥削了其借贷者的再生产能力。
    《大明律》规定民间放贷利息不过三分，同时是不论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后来富家借贷，多取复利，所谓“利滚利”者。再后来朝廷为了禁止这种复利盘削，规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缺乏金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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