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着买了两碗。后来，快是凌晨的时候吧，我们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望着桥上和对岸的人群，互相道了祝福。
    我那时说：“先生，我们以后每年都一起过生辰和冬至，好不好？”
    他的手藏在衣袖中，捏了捏我的手掌，道：“别说每年，一辈子都陪你过。”随后，他又压低了声音，勾着嘴角：“叫哥，叫一声听听。”
    我只得乖乖叫他。正巧那刻，对岸有人放了烟花，灿烂地在半空中炸开。我们望着彼此眼眸中倒映出的自己的影子，互相笑着。
    还有一次，约是十六七岁罢，确切岁数不清楚：我发了高烧躺在家里，先生去叫了医生来，又说要上学校去给我请假，路上会经过糖水店，问我要不要吃糖水团子。我当时许是烧迷糊了，扯着他一个劲地说不要，“我只要哥，我不要糖水团子，我只要哥”。那一整日他都只好呆在家里，陪着我，给我喂药水和盐粥。我睁不开眼，又怕他走了，就叫他在我旁边做点事情，发出声音来，好叫我安心。那种糖水团子，现在已经没有得买了，我确是没要它，要了哥，所以哥现在是我的。
    这些，便是我对先生的最为清楚的回忆了。之后的几年，浑浑噩噩的，似乎也就那么过去了。我常常和先生拥抱，吻他的脸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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