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薪大约是三百贯钱，一年也才就三千六百贯。
    所以三千贯真的很多了。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基层利用职权之便贪污，中高层权力更大，再加上宋朝优待士大夫，惩治贪赃执法很不严，雷声大雨点小，还有最夸张的是，皇帝直接让人贪污。
    比如赵匡胤在某个官员上任时，就嘱咐过这样的话“听说爱卿家贫，苟有所需，但挪官钱用之”；到了真宗，有官员弹劾驸马贪污，真宗的诏命是“释不问”；神宗朝有人弹劾文彦博贪污，并且拿到了证据，神宗直接让人把证据交上来。
    这还是北宋，南宋就更别提了……
    反正在宋朝，贪污的结果是“夫脏者千而败者一，幸而败矣，又曰不能杀之”，一千个贪官里面不一定有一个被抓，被抓的那个不杀，过几年指不定还能重新当官，如此一来，贪赃问题只能是愈演愈烈。
    再看看赵光义颁布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说的真好，然后民膏民脂被用来公务宴会，一顿可以花费三千至六千贯。
    这般看来，三千贯似乎又不多了。
    但李彦自是不与那些贪官比，这三千贯可是他治了多少的京师百姓，其中不少富人贡献七八成的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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