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处理教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在无形中把义和拳默认为合法组织，义和拳的头目们见有机可趁，借机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为了防止毓贤这些人在朝廷里兴风作浪，袁世凯认为自己应当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月十三日，他上奏朝廷：“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持，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该匪（义和拳）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祇在于聚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脏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
    “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知，况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乎！就使真能糾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何以制其后！且胶澳、威海逼处强邻，倘骚扰过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统筹全局，应分别治本、治标。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教不得依势凌民，凌民者许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闹教，闹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不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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